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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晓风经典散文集,小事化无事

张晓风经典散文集,小事化无事。  特别接见出来后,我想着还是张律师可靠,就把这事托了张律师。经过多少周折,他这才说是事情弄妥当了,不日可以无罪开泽。‘但是里面的人都得应酬周到哩,“他说:“否则他们彼此间吃醋起来,事情仍旧会弄僵的。”

  大音希声,大象希形——老子

  我先后付出六根大条,其他一切的杂费还不在内,张律师的公费也不在内。

  他曾经给我们音乐,而现在,他不能再给我们了。

  但是史亚论仍旧没有出来。

  但真正的大音可以不藉声律,真正震撼人的巨响可以是沉寂,所以,他仍在给我们音乐。

  我到张律师处去催问过几次,说是他在什么时候才可以释放呢,他说你不要心急呀,私下讲好是讲好,他们在面子上总还要算公事公办的,太明显了,不是贻人以口实吗?

  他是史惟亮先生。

  我急得没有办法,只好又到看守所去要求特别接见,所长让了坐,笑对我这:’哈夫你来得正好,再迟一会儿他便要离开这里了。“我惊喜过望地说:“是真的开释了吗?”他还是笑着说:“是移送法院。到了法院便没有事了。”

  对我而言,他差不多是一种传奇性的人物。以前,他做的是抗日后方工作,在东北——那神秘的、悲壮的土地上(只有在那山从榛莽江河浩渺的土地上,才能孕育出他这样纯洁的人物吧!)。他又在西班牙,在德国学音乐,是作曲家,是音乐理论家,一心想弄好一座音乐图书馆,他还不时爬山涉水地去采民谣……

  我更加慌得说不出话来。张律师不是明明告诉我可以释放了吗?怎么又要移送到法院去呢?

  去年秋天,我托人交了一本我的舞台剧(严子与妻》给他。不久,我跟他打电话,他的声音异样地柔和:“我好喜欢这剧本,写得真美。”

  不久,史亚论出来了。我说:“为什么要移送到法院去了”他也愁眉苦脸的答道:“不知道呼。不过他们说这是手续问题,到了法院就可以释放回家了。”我疑信参半的呆了片刻。一个兵士来催他上囚车了,我跟着出去,见他上了一辆大卡车,有十几个人同他坐在一起,还有许多穿着黄衣服的兵士在押送,他对我说:“即使我再过五六个钟头还不见释放,你就到地方法院看守所去探问一下吧。”我颔首无语,眼看着大卡车去远了。我这才又絮絮问所长吉凶如何,所长再三安慰我说是不要紧的,到了法院问几句话,就可以出来了。

  作为一个剧作者,在精神上差不多是赤裸的,任何人可以给你赞美也可以给你鞭笞,我早已学会了淡然,但史先生的赞美不同,我激动地抓紧电话筒。

  我只得告辞出来,又去找张律师,张律师恰巧出庭去了,我快快独自回家,心里苦恼极了。到了下午三时许还没有信息,我便跑到梅林京路地方法院看守所去。到了看守所门口,我又准备好笑容问守门的警察,这里可有一个犯人叫做史亚伦的吗?警察瞪着眼睛回答道:“此刻又不是接见的时间,明天再来。”我说:“这个犯人是今天新解到的呀,是从保安司令部移送过来的。”话未说完,只见里面走出一个清秀的办事员模样的人来,他诚恳地对我说:‘今天解来的犯人,要到六点钟以后才能到此地哩,你就等着也不过在门口与他见一面里了,又不能交谈的,我看你还是改天再来吧。“我说:“我亲眼看见他是在上午坐上囚车到这儿来的,怎么说要到晚上六点多钟才可以到哪”他答道:“囚车不是直接送到这里来的,他们先要到地方法院去开过庭,再收押在临时看守室里,直等到法院办公时间过了,这才一齐解送到这里来。到了这里还要审问一遍,如姓名年龄籍贯及所犯罪…你还是不必多等了吧。”我这才死心塌地又回家了。

  “我可以帮得上什么忙吗?”

  后来张律师再三对我解释说:“里面本来是统统讲好的,无罪开释。不料这事情忽然给司令知道了,司令这几天情绪恰巧不大好,他说犹太人虽比不上什么友邦人士,但毕竟也还是外国人呀,事关国际观瞻,你们得好好的办。你想,军法处长这不是碰到难题了吗?他赶快打电话来问我意思怎样,我是知道你蒋小姐脾气的,而且令表弟在里面不知怎样急呢,若要再等上一个半月,等司令部方面冷一冷再说,恐怕史先生的身体先要吃不消了。后来还是军法处长想了一个折衷办法,就是被控同谋的本部军人既查不出,则史亚论既非现役军人,自应移送法院办理,送到法院便没有事了。待小姐,你可千万放心好了,不是我夸句口,法院里面上自院长,下到司法警察,都是我的好朋友,只要再打点打点,包管史先生没有一些事的。”

  我正不知如何开口,他竟那么仁慈地先说了。

  我听了心中很不高兴,便说:“我们明明同他们讲好出六根金条就无罪开释,怎么现在又改为移送法院办理了呢?我虽然不懂法律,但据别人告诉我说是非现役军人犯罪根本应该送法院办理的,这又何必花钱帮忙呢?”

  “我对配乐的构想是这样的,我认为戏剧是主,音乐不可以喧宾夺主,我希望观众甚至没有发现到音乐——虽然音乐一直在那里,中国音乐向来就不霸道的。”

  张律师拍着我的肩膀说:“是呀,他们顶好也是叫史先生无罪开释出来呀。但是谁会料到半途里忽然杀出个程咬金来,这几天司令的情绪恰巧不好呢?这也是史先生的魔星未退,怪不得他们,他们总算是很出力的了。据承审的军法官说,他在案卷上口气做得很活络,包管史先生到了那边会开释的,你尽管放心好了。”我心中又气又恨,却又无法可奈何他。

  他的话虽说得很简单,但是我还是觉得惊奇,让一个艺术家做这样多的让步,在别人少不了要经过跟对方的辩论,跟自己的矛盾,直到最后才得到协调。而在史先生,却是这样自然简单。

  如此又拖了三四个月,张律师先说在检察官跟前去运动一下项便当,只要他来个不起诉处分,不是一切都完了吗?否则起诉以后,初审弄好了还要准备第二审第三审,钱也花得多,事又拖久,我想着这话也不错,他又说首席检查官是他的老师,再过几天恰巧是师母的生日了,“我看我们不如备好一份厚礼,由我出面送去,在吃酒的时候我便抽空同老师谈一谈,我这位老师真是个清官,送钱给他,他是万万不收的,还要揭发出来重办,只有用这个方法,我包管替你弄成功。唉,我看史先生命中大概是注定有贵人扶助的,否则怎么碰得这样巧呢?”

  秋意更深时,他交出了初步的录音带,那天舞台和灯光的设计聂光炎先生也来了,负责视觉效果的和负责听觉效果的开始彼此探索对方,来作更进一步的修正。

  于是又代送了礼,但史亚伦的案子终于起诉了。

  “真谢谢你,藉着这个机会我倒是想了许多我从前没有想过的东西,对我很有用。”

  这次张律师的解释是:“这个承办检察官真是牛脾气呀,人家替他取绰号叫做黑旋风,哈哈,他虽没有两把大板斧,但拿起一枝朱笔来却也是一样乱点的呢!我老师虽然是首席检察官,是他的上司,但对于这种不通人情世故的人却也拿他没有办法,你要是对他明说呀,他还以为你上司得了好处叫他卖白人情哩,所以我老师只好暗示他,他又不懂,恨得我老师真是牙齿痒痒的。唉,蒋小姐,这也是起初我自己不好,我太替你同令表弟打算了,我因为眼看着你们已经花了这许多钱,所以好省的地方总要想省一些,其实这承办检察官跟前是应该烧些锡铂灰的,如今是供错一着,反而多手续了。”停了一会,他见我面色不豫,便又安慰道:“不过这承办检察官人虽是十三点脾气,吸血的本领倒是很大的,要是我们同他讲斤头,包管他来个狮子开大口,也是讲不落的。如今预备把这笔钱花在推拳头上,不也就是完结了印我老师同这个推事也是好朋友……”

  ——他总是令我惊讶,应该致谢的当然是我,可是他竟说那样的话。似乎有人批评他生性孤傲,但是我所知道的史先生却是异样的谦逊。

  我毅然打断他的话说:“我看还是算了吧,公事要公办就让他们公办去拉倒,预备一个死哩,也要死得痛快些,不要被人家零碎吃光了,拿钱塞狗洞还得受气。”

  刘凤学先生知道史先生答应配乐,很感奇怪:“他暑假才动过大手术的。”

  张律师也咧着嘴巴笑道:“蒋小姐,你这可是怪我办事不力吗?史先生这件事可是真不容易办哩。人家都知道他得了二十根金条,这就不想大家分润些,还肯给他白帮忙吗?不然呀,就凭我张某人这些面子,怕还不是闲话一句,还要用什么金呀银呀的。蒋小姐,一个人要想得明白,钱财本是身外之物,什么地方来的自然还从什么地方去,只要财去身安乐,像史先生这般人才,还怕出来之后没有别的方法去弄钱吗?”我听着觉得万分刺心,以后便决定不再去理他了。

  “手术?”我完全茫然。

  史亚伦在地方法院看守所里也混得熟了,他们得了他的好处,便替他设自去,叫他装病住在监狱医院里,可以自由行走,不必再挤到普通监房去了。他似乎不再像从前般恐慌畏惧,他只觉得这是无所谓的事,在监狱里他还认识了许多朋友。大家谈谈犯罪的经过,有许多人都是累犯了。“在这个社会上,不犯罪又去做什么事呢?我们并不后悔不该犯罪的,只是后悔犯罪行为欠绸密,致被抓了进来,进来以后又没有大亨帮忙,以至委屈了这许多天罢了。着许多比我们犯罪更大的人都逍遥法外,说起来我们还是冤枉的哩。”他们的意见大致是如此。

  “是的,癌症。”

  史亚伦在写给我的信中也说:“我起初只觉得以后是完结了,没脸再见人了,现在才知道这是无所谓的,社会上大骗子多得很哩。我只不过骗一个不相干的外国人,得了这区区二十条,又有什么罪过呢?更何况这二十条现在已经有大半数给别人转骗去了,而我自己并没有享受过什么,今天却还在这里面受罪,我的罪与罚又是多么不公平呀。唉,小眉,你不知道其实谁都在做着犯罪行为呢?譬如说最普通的便是有配偶者与他人通好,商人滥发支票等等,这不都是犯的刑事的吗?只是对方不敢或不愿告发,他们也就无所谓了。我现在只是难过自己的不幸,而再没有什么惭愧与悔恨哩。”

  不,不会的,不是癌症,一定什么人传错了话,他看起来健康而正常,或者那东西已经割除了,总之,癌不该和他有关系,他还有许多事要做。

  监狱生活不能予犯人以觉悟,却更把他们教唆坏了,这又岂是立法者初料所及的吗?史亚伦究竟是一个聪明青年,误入歧途,终究会觉悟的,我要救他出来。

  他差不多总是微笑,他的牙齿特别白,特别好看,他的鼻以上有一种历经岁月和忧患的沧桑的美,鼻以下却是一种天真的童稚的美。他的笑容使我安心,笑得那么舒坦的人怎么可能是癌症病人。

  结果是我假借窦先生的名义,向另一个有地位的人说了,由他去说情,这样史亚论就当庭交保出来,这件事情仿佛也淡下去了。

  他把配乐都写好了,找齐了人,大伙儿在录音室里工作了十二个小时,才算完成。

  他对导演黄以功说:“大概是我们最后一次合作了。”

  我去打听,他得的真的是癌,而且情形比想象的还糟,医生根本没有给他割毒瘤,他们认为已经没有办法割了,医生起初甚至没有告诉他真实的情形,但他对一位老友说:“我已经知道了,我在朋友们的眼睛里看出来。”

  ——听了那样的话我很骇然,以后我每次去看他的时候都努力注意自己的眼神有没有调整好,即使是欺骗,我也必须让他看到一双快乐的眼睛。

  十一月,我们为了演出特刊而照相,他远从北投赶到华视摄影棚,那天他穿着白底蓝条衬衫,蓝灰色的夹克,他有一种只有中国读书人才可能有的既绝尘而又舒坦的优美。

  为了等别人先摄,我们坐下聊天,他忽然说想在儿童节办一次儿童歌舞剧的演出,他说已找了四个学生,分别去写儿童歌舞剧了,那天我手边刚好有份写给小女儿的儿歌,题目是《全世界都在滑滑梯》:桃花瓣儿在风里滑滑梯,小白鱼在波浪里滑滑梯,夏夜的天空是滑梯,留给一颗小星去玩皮。

  荷叶的绿茸茸的滑梯,留给小水滴。

  从键盘上滑下来的是,朵、瑞、咪、发、梭、拉、提;从摇篮里滑出来的是,小表妹梦里的笑意。

  真的,真的,全世界都在滑滑梯。

  他看了,大为高兴,问我还有多少,他说可以串成一组来写,我也很兴奋,听到艺术家肯屈身为孩子做事,我总是感动的,我后来搜了十几首,拿去给他——却是拿到医院里给他的,他坐在五病房的接待室里,仍然意气昂杨,仍然笑得那么漂亮:“每一首都可以写,我一出去就写,真好。”

  后来他一直未能出院,他不知是安慰自己还是我,他说:“酝酿得久些,对创作有好处。”

  他还跟我谈他的歌剧,前面一部分序曲已写好,倒是很像《绣襦记》里的郑元和成为歌郎去鬻技的那段,他叙述一个读书人在一场卖唱人的竞歌中得到第一,结果众卖唱人排挤他,他终于在孤单的、不被接纳的情形下,直奔深山,想要参悟生命究竟是什么,可惜中间这段的歌词部份(其实不是歌词部分,而是思想部份)全还想不到较好的处理方法,他提到这出未完成的歌剧有一点点惆怅,他说:“在国外,一个大歌剧应该是由一个基金会主动邀请作曲家写的,那样就省力多了。”

  他说得很含蓄,而且也没有抱怨谁,在所有的艺术家中,作曲家几乎是比剧作家更凄惨的,他必须自己写,自己抄,自己去找演奏的人,并且负责演出(事实上,目前连可供演出的理想地方也没有)一个歌剧连管弦乐队动辄百人以上,哪里是一个教员所能负担的,他的歌剧写不下去是一件令人神伤的事。

  在医院里,他关心的也不是自己,圣诞节,荣总病房的前厅里有一株齐两层楼高的圣诞树,他很兴奋:“我跟医院说,让我的学生来奉献一点圣诞音乐好不好,可惜医院不答应,怕吵了病人。”

  谈到病,他说:“知道有病,有两种心情,一种是急,想到要好好的把应该做的事做完,一种反而是轻松——什么都不必在乎了。”

  冬天沉寂的下午,淡档的日影,他的眼神安静,深邃,你跟他谈话,他让你走入他的世界,可是,显然地,他还有另一个世界,你可以感到他的随和从众,可是你又同时感到他的孤独。

  钻六十对他根本无效,化学疗法只有使他的病情恶化,有一次他说:“要是我住在一个小地方,从来不知有现代医学,也许我会活得久些,其实那东西回想起来,我在马德里就有——我的身体有办法把它压在那里七八年,想想,前几年我不是还满山遍野地跑着去找民谣吗?”

  我喜欢他说自己的身体机能可以把癌症压抑七八年的那种表情,他始终都是自信的。

  《严子与妻》上演了,他很兴奋,把我们送他的票都送给了医生,却自己掏钱给孩子买了票,我们给他一万元的作曲费,他也不收,他说:“我从来没有想过钱这回事,你们可以奉献,我也奉献吧!”

  他向医院请假要去看戏,院方很为难:“让我去,也许是最后一次!”

  他到了,坐在艺术馆里,大家都动容了,在整个浩瀚的宇宙剧场中,即使观众席上只有史先生一人,我们的演出就有了价值。

  幕落了,我们特别介绍了史先生,他在掌声中站起来,赶到后台和演员握手,演严子的王正良忍不住嚎啕大哭起来,剧场原是最熙攘也最荒凉的地方,所有的聚无非成散,所有的形象终归成空幻——那是他死前四十三天,他安慰啜泣不已的正良,他说:“演员的压力也真重啊!”

  他倒去安慰演员,他真是好得叫人生气!他从不叫一声苦,倒像生病的是别人,连医生问他,他也不太说,只再三致谢——而其实,不痛苦是不可能的。

  有一次,我去看他,他躺着,故作轻松地说:“我不起来,我有点‘懒’。”

  他不说法舒服,只说“懒”,我发现他和探病者之间总在徒劳无益地彼此相骗。

  由于医学院教书,我也找话来骗他,“有一个教授告诉我两组实验,有两组老鼠,都注射了肺结核,但第二组又加注了肾上腺,结果第一组老鼠都是一副病容,第二组老鼠仍然很兴奋,爬上爬下的活动。”

  “对,”他很高兴,“我就是第二种老鼠。”

  我也许不算骗他,我只是没有把整个故事讲完,实验的结果是第二组老鼠突然死去,解剖起来,才发现整个肺都已经烂了——那些老鼠不是没有病,只是在体内拥有一些跟病一样强的东西。

  戏演完后,照例的尾声是挨骂,我原来也不是什么豁然大度的人,只是挽惯了骂,颇能了解它是整个演出环节中必然发生的一部份,也就算了,倒是他来安慰我:“别管他们,我这儿收到一大把信,都是说好话的。”他竟来安慰我!

  他的白血球下降了。

  他开始用氧气了。

  他开始肺积水了。

  也不知是谁骗谁,我们仍在谈着出院以后合作一个Cantata(清唱剧)的事,那已是他死前十天了,他说:“我希望来帮你忙。”

  其实,我对Cantata的兴趣不大,我只是想给一个濒死的人更多活下去的力量,我想先把主旋律给他看,但那是苏武在冰天雪地中面临死亡所唱的一首歌,我怕他看了不免气血翻涌,以致不能静心养病,矛盾了很久迟迟不敢出手,而现在,他再也看不到了,那首旋律曲定名为《血笛》。

  我的血是最红最热的一管笛最长最温柔的笛从头颅直到脚趾蜿蜒的流绕我淙淙的爱给你我的中国我的心是最深最沉的一面鼓最雄肆最悲伤的鼓从太古直击到永恒焦急的献出我熊熊的爱给你我的中国也不知算不算春天,荣总花圃里的早樱已经凄然地红了,非洲菊窜得满地金黄。

  有一天,司马中原打电话来问我他的病房,他说华欣的人要去看他。

  “反正,也只剩下他骗我们,我们骗他了。”我伤感地说。

  “本来就是这样的——要是我有这一天,你也骗我吧!”我感到一种澈骨的悲哀,但还是打起精神为他烤了一块西式虾糕托司马送去,事后他的女儿告诉我:“爸爸只吃了几口,他说很好吃。”

  就那样几句话,我已感到一种哽咽的幸福。

  记得有一次我去台南看史先生的老友赵先生(《滚滚辽河》的作者),赵太太在席间忽然说了一件从来不曾告诉人的三十年前的秘密——那是连史先生自己也不知道的。

  那时候,史先生要出国学音乐,老朋友都知道他穷,各人捐了些钱,赵先生当时是军医,待遇很低,力不从心,但他还是送了一份钱——那是卖血得来的。

  事隔二十年赵先生只淡然地说一句:“我卖血倒是很顺便,我就在医院做事啊!”

  有一个朋友肯为你卖血当然是一件幸福的事,但反过来说,能拥有一个值得为之去卖血的朋友,他活着,可以享受你的奉献,应该是一件同样幸福的事。

  “他们那一代的事,今天的人不但不解,”有一次和亮轩在电话里谈起,他说,“而且也不能想象。”

  真的,在观光饭店饯行,指定喝某个年份的白兰地,谈某某人的居留权,谁能了解那个以血相交的一代。

  史先生上就受过洗,他一直不是那种打卡式的标准信徒,然而他私生活的严谨,他的狷介耿直,期之今世能有几人,在内心深处,他比谁都虔诚都热切。

  他初病的时候我写了一封信给他,附了一篇祈祷文,我没有告诉他祈祷文的作者是我,我不惯于把自己的意志强烈地加在别人身上,但他似乎十分快乐,他说:“那篇祈祷文真好,我已经照那样析祷了。”又过了一段时间他要儿子给他买一本笔记簿,那篇祈祷文抄录在第一页上:上帝,我是一个渺小的人但仍然懂得羡慕你的伟大上帝,我是一个常犯错的人但仍然渴望去亲近你的圣洁上帝,我是一个脆弱的人但仍然向往十字架上救赎的爱上帝,我的生命短暂如一声叹息但永恒在你上帝,我不知何所归依,如风中一苇,但看见你,弱草亦化为芦笛上帝,别人只能看见我昂然站着的身影你却窥见自内心深处向你膜拜的我我趁香港开会之便买了个耶路撒冷的橄榄木做的十字架送给他,木纹细致古拙,他很激动地抱在胸前,摩挲着,紧按着,那一刹间,我觉得他握着的不是一个小礼物,而是他所爱的一个生活模式——他一生都在背负着十字架。

  他一再向我道谢,说我给了他最贵重的礼物——其实和他所赠给我的相比,我什么都没有给他,他给我的是他自知不起后仅馀的健康,是他生命末期孤注一掷的光和热,我无法报答他相知相重的情谊,我只能把自己更多地投向他所爱过的人群。

  1977年2月14日下午3时50分,他闭目了。

  有些人的死是“完了”,史先生的却是“完成了”,他完成了一个“人”的历程。

  《严子与妻》的配乐,并非他最后的绝响,因为真正的弦音在指停时仍琤琮,真正的歌声是板尽处仍缭绕,史先生留下的是一代音乐家的典型,是无声的大音,沉寂的巨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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