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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荣臻传,遵义会议后林彪提出由彭德怀负责红

  激战娄山关,三军团夺魁;再取遵守城,一军团告捷。林聂欲建新功,唯有毛泽东一人反对。“有时真理掌握在少数人手里。”

红军在黔川滇边界与敌周旋 1935年3月12日,长征途中,中共中央在苟坝作出决定,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三人团,全权指挥军事。 四渡赤水后,中央红军把蒋军重兵甩在赤水河西岸地区。接着,三人团于3月21日、24日命令野战部队渡河后迅速南移,赶快通过遵仁之线,向南寻求新的机动。 蒋介石被红军的行动搞得无所适从,于3月24日由重庆飞抵贵阳督战。 红军于3月27日从遵义、仁怀大道南侧南下。三人团命令红9军团暂留乌江北岸,在苟坝西马鬃岭地区佯装主力活动,钳制周浑元、吴奇伟两纵队,以配合主力作战。31日,红军主力在江口、大塘、梯子岩等处南渡乌江,4月2日佯攻熄烽,前锋逼近贵阳,后又派一部兵力东渡清水河,佯作东进湘西与红2、6军团会合之势。 在贵阳坐镇指挥“围歼”红军的蒋介石急调滇军入黔增援,并急令其嫡系中央军和湘军、黔军堵击红军出湖南。4月5日,滇军到清镇、贵阳一线。7日,红军从洗马河、龙里、贵阳之间南进,10日起连克定番、广顺、长寨等城。16日至18日在贞丰县跨过北盘江,接着连占贞丰、安龙、兴仁等县,23日进入云南,随即占领平彝、罗平。25日,按照三人团的部署,中革军委致电各军团首长,指出云南东北地区是战略机动的枢纽,背靠西北天险,便于红军向东及向南作战,在不利与必要时亦便于向北向转移。鉴于蒋军主力正向云南东北运动,而滇军距红军较远,中革军委命令红1、3、5军团首先在白水、曲靖、沾益地域消灭滇军先头部队,然后迅速进入另一地区,消灭周浑元、吴奇伟部,以开展新的局面。 两天后,红军连克白水、曲靖、沾益、马龙,前锋部队红1军团l师攻占距昆明50公里的嵩明城,红2师夺占距昆明仅15公里的杨林,摆出进攻昆明的架势。此时,龙云的滇军6个旅主力早已外调,昆明只有团防及警卫部队,他急令孙渡率部回昆明防守。就在滇军纷纷赶回昆明守城时,红军主力突然兵分两路,向西北转进,直奔金沙江。 行军都是在夜间进行。天下着雨,道路一片泥泞。连续不断的行军,战士们很疲惫,走起路来摇摇晃晃的,前面有人摔跤,后面的人也跟着撞在一起,摔成一团。这些日子,他们时而走大路,时而走小路,时而走新路,时而走回头路,一直在跟蒋军绕圈子、玩捉迷藏似的:甚至有时候刚下令去攻打一个县城,当部队做好攻城准备时,又下命令要一连翻越几座山头,与蒋军擦身而过时,也不发一枪一弹。 这么一来,把洋顾问李德弄得精疲力竭、晕头转向。他本来就吃不得苦,行走在这样崎岖泥泞的山道上,有马没法骑,没几天他就两腿发酸,脚板起泡,走起路来一瘸一拐,像个跛子。自遵义会议取消李德在三人团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后,他自告奋勇到林彪的红1军团,要亲身体验毛泽东的游击打法。前段时间,红1军团政委聂荣臻脚伤未愈,他协助林彪指挥作战。 走着走着,李德就觉得头重脚轻,脑子开始晕乎乎。他一脚踏空,扑通一声,掉进了溪水里。他惊恐地叫喊起来。翻译和警卫员在迷糊地沿溪边走,此时才回过神来,跳下溪水去,把李德搀扶上岸。 林彪从后面赶上来,得知李德不慎掉进溪里,气忿忿地把警卫员和翻译训斥了一通。李德见林彪来了,对林彪说:“林军团长,你看我们这像在行军吗?这简直是在梦游!这样下去,部队还不被拖垮吗?” 林彪点了点头,说:“我现在也是一肚子气哩!老避开敌人绕圈子,不打仗,还专走弓背路,部队不被拖垮才怪呢!” 李德见林彪观点与自己相同,显然是找到了知音,加重语气说:“以前我面对面跟敌人打,说我冒险。现在老是避开敌人,老是不间断地行军,把部队拖累拖垮了,算是怎么回事呢?毛泽东的这套战略战术到底行得通行不通?” 林彪沉思不语。 李德又说:“这些天,战士掉队特别多。你知道现在战士怎么讲,他们说不怕打仗,就怕行军累坏了掉队,当敌人的俘虏!” 林彪烦恼地叹了口气。 李德接着说:“林军团长,现在部队的情况很严峻,这你也是看见了的。作为前线指挥员,你可不能装聋作哑!” 林彪点了点头,说:“不。我不能对这种情况熟视无睹。我会向中央反映情况的!” 由目前部队的情况,林彪想起当初进攻打鼓新场对还是打鲁班场对的那场争论。当时,林彪和聂荣臻的建议得到全体军委委员的支持,就因为毛泽东一个人反对,后来又得到周恩来的支持,以不应该打有一个师守敌的攻坚战为由否决,改为攻打有三个师守敌的鲁班场,一场惨烈的攻坚战!从鲁班场撤退时,红1军团又不得不进行习水之战,激战一天又以失败告终。林彪内心本来就有气,这下子就难以忍受了。 林彪的信 第二天,林彪给中央写了一封信。信写好后,他交给聂荣臻看。 聂荣臻才把林彪的信看了一半,两只眼睛就睁大了。林彪在信中不仅对三人团声东击西的战略战术提出批评,认为老走“弓背路”避开敌人绕圈子,只能将部队拖垮,还建议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等军委领导专门主持大计,不直接参与军事指挥,前敌指挥交由彭德怀负责。再往下看,聂荣臻的脸就起了阴云。 林彪没有注意到聂荣臻脸上的表情,说:“聂政委,你签个字,我们联名把信送上去。” 聂荣臻把信还给林彪,冷冷地说:“我不能签这个字。” 林彪一怔,问:“为什么?” “你在信中的这些提法不妥。” “难道我说的不是实际情况?” “你一个军团指挥员,怎么可以提出要改组统帅部呢?” “这不是改组统帅部,只是改变指挥方法,加强战场指挥嘛。” “还不是一回事?” “现在是谁的办法成,就采取谁的办法。这段时间部队的情况你也清楚,这样下去,怎么能打胜仗呢?” “有意见,可以向中央提。但我不同意要求更换军委领导,这样的提法是不对的。” 林彪气红了脸,瞪着聂荣臻说:“你不签拉倒!我找老彭签!” 聂荣臻严肃地说:“林军团长,听我的劝告,这封信你别送上去。这样影响不好!” 虽然在进攻打鼓新场问题上聂荣臻与林彪观点一致,甚至也跟林彪一样对鲁班场之战有看法,但他不同意林彪要求变更军事指挥组织的提议。见政委态度坚决,林彪嘴撇了撇,叫来通信员,吩咐把他的信火速送到红3军团交给彭德怀。 此时,林彪争取彭德怀的支持,是有他的想法的。鲁班场之战后,在红军四渡赤水前夕,三人团于3月20日以中革军委的名义命令红军出敌不备折而向东,迅速渡过赤水河。彭德怀对此提出异议,向军委提出:“根据20日的敌情,我军应继续西进,吸引川、滇两敌,然后脱离川敌,与滇敌作战。” 他还批评毛泽东发动的遵义之战和鲁班场之战,指出:“目前,我应避免与相等兵力敌军决战,保持自己的优势兵力,不应攻坚乱碰。遵义战斗的胜利没有扩张,由于机械和失掉时机。鲁班场的战斗原则上不应打。”由此,林彪不难看出,彭德怀不仅对毛泽东的指挥有看法,而且对目前局势的观点与他相似。 看了林彪的信后,彭德怀搔首抓腮,陷入苦思。林彪所反映的部队老走“弓背路”,老避开敌人不打仗,部队疲劳至极,下面怨声载道,等等现象,他有同感。但林彪提出由他当前敌指挥,取代三人团直接指挥军事行动,却使他心里深感不安。 就在彭德怀思前预后、不知所措之时,林彪打来了电话。电话里,林彪用催促的口气说:“老彭,我的信你看了吧!你的意见如何?” 彭德怀吁了口气,说:“你向中央反映部队的情绪,这我同意。不过,你提出设立前敌指挥部,叫我负责前敌指挥,这个我不能同意。” 林彪急切地说:“难道你还看不出来,他们已经黔驴技穷,老办法不灵了。按他们这样指挥下去,部队只能被拖垮啊!老彭,你的办法成。你来指挥,我们听你的!” 彭德怀苦苦一笑,说:“林军团长,你跟随老毛多年,他的脾气你还不清楚?你这分明是在逼他让位呀!” 林彪说:“话怎么能这么说?他们几位应该集中精力主持大计,不该直接参与战场指挥。本来早就应该这样了嘛!” 彭德怀叹了口气,说:“我总觉得这事不对头。” 林彪说:“老彭,关键时刻,你就当仁不让吧聂荣臻传,遵义会议后林彪提出由彭德怀负责红军前敌指挥。!” “不。这事不妥,我不能这样做。”彭德怀说着,放下了电话耳机。他叫来通信员,吩咐把信送到红1军团部交还林彪。 这时,军团政治部一个工作人员走进指挥部,递给彭德怀一份电报稿。这份电报稿主要是向中央反映这段时间以来,由于不间断地行军,造成部队严重疲劳,出现了掉队减员现象。彭德怀一看,双眉紧蹙。在他看来,部队的掉队、疲劳、减员情况确实严重,下面各种意见都有,也有人在议论,老行军不打仗,要走到哪年哪月才算完?发牢骚的人是不少,情况确实也令人担忧,但不应该说得这么悲观。这份电报主要反映部队指战员的情绪,说到底是政治问题而非军事问题,他认为不宜以军团总部的名义,而应以军团政委和政治部主任的名义上报中央。 林彪的信和红3军团的电报,很快就在中央主要领导人当中传阅。洛甫觉得这些情况非同一般,在行军途中召集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开碰头会,研究林彪的信和红3军团的电报所提的问题。 会议在山坡上的一个岩洞前举行。岩洞下面是一条山道,部队正急匆匆在山道上赶路。天上烈日炎炎,地上没有一丝风,正在赶路的战士们一个个气喘吁吁,汗流浃背。路边有掉队的战士,有丢弃的行李,还有疲惫过度走不动的战马。 毛泽东本来就对在这个时候召开这样的会议很反感,只是洛甫和王稼祥一定要求开,他没有办法。会议一开始,他就拉下脸说:“也不看是什么时候,提这样的问题,不是要添乱吗?你们竟然也当回事!” 洛甫一听毛泽东那口气,心里就不高兴。他说:“泽东同志,话不能这么说的。林彪他们反映的这些问题,不能被看成是一般的问题嘛。这些问题,要是处理不当,或者不及时处理,很可能会酿成大错的!” 王稼祥也神情严肃地说:“他们反映的部队掉队、疲劳、减员情况,我认为是符合实际的。这些天,我也一直在关注这些问题。” 毛泽东瞅了王稼祥一眼,说:“你们的意思是,停下来,我们不走啦?” 王稼祥说话已带了点火气:“老是行军,老是避开敌人,老是不打仗,这不是办法。” 毛泽东也有点克制不住了。他冲着王稼祥说:“现在就去跟围追堵截我们的强敌决一死战,才是办法?” 王稼祥红着脸,大声说:“选择一两次有把握的仗打,可以鼓舞士气。老这样整天走个不停一,部队越走越疲劳,掉队一天比一天多,谈何鼓舞士气!” 毛泽东脸也红了。他正要发脾气,但想了想,又忍住了。他耐心地说:“这时候去跟他们打,正中老蒋下怀。你们想没想过,现在我们的当务之急,不是打,而是逃。我们只有摆脱他们的围追堵截,才是生路。” 王稼祥厉声说:“都是你说的!不打,光绕圈子跑,我们又怎么能摆脱他们?” “我们都不要争论了。”周恩来打断了王稼祥和毛泽东的争论,情绪显得有些不耐烦。“现在不是争论的时候。若这样没完没了地争论下去,我们只能等老蒋来包围了。” 没有人出声。 周恩来继续说:“我们迫在眉睫的任务是赶往金沙汪,渡过金沙江。只有渡过金沙江,我们才能摆脱老蒋的围追堵截。我们怎么实现这个目标呢?” 还是没有人出声。 周恩来望一望毛泽东,又瞧一瞧王稼祥和洛甫,神情庄重地说:“我们不多绕圈子,怎么迷惑老蒋?不迷惑老蒋“我们又怎么能跳出他们的包围圈?要是叫老蒋现在就知道我们要渡金沙江,可想而知,这样我们能渡过金沙江吗?” 毛泽东脸上的阴云稍散了一些,望着周恩来赞赏地点了点头。 王稼祥脸扭过一边去,不吭声了。 洛甫想了想,说:“部队疲劳、掉队、减员的情况,我们也不能置之不理。这样吧,我亲自下部队了解情况,先做调查研究,掌握具体情况再说吧。”会理风波 5月12日晚,在会理城外铁厂村一个临时搭起的草棚里,洛甫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专门讨论林彪的信和红3军团的电报所提出的问题。这是继遵义会议后,中央政治局召开的又一次不寻常的会议。因为在取消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新成立的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团运作才两个月时间,内部就出现了分歧。所以,会议一开始,气氛就很紧张。洛甫宣布开会后,请王稼祥先讲。王稼祥犹豫了一下,还是请洛甫先讲。洛甫作了开场白后,请与会者对林彪的信和红3军团的电报发表意见。 彭德怀首先发言。他说话直来直去,不绕弯子。他说林彪在给中夹写信之前,曾和他交换看法,对林彪提出的观点,他也有同感。对林彪提议由他来负责战场指挥,他认为这样的提法不妥。 毛泽东站起来大声向大家陈述自己的主张。他一再强调,现在不是在跟数十万强敌决战,而是千方百计摆脱他们的围追堵截。在这种情况下,不采取运动战,不多转圈子多跑动,怎么能甩掉敌人?当然,多跑动也有损失。但这是值得的,这种损失跟盲目进攻强敌所造成的损失比,那是小得多了。部队现在具备进攻敌人的条件吗?反过来说,部队多运动,迷惑敌人,一方面是为了摆脱他们,一方面就是为了创造条件,寻找战机,有把握地攻击他们。王稼祥摇了摇头,反驳毛泽东的话说:“采取运动战摆脱敌人,这个策略是对的。但是, 我们不能老是运动而不战,这样既造成大量减员,又不见得对敌人构成什么威胁,部队怨声载道,情绪低落得很,以后怎么能打好仗呢?” 毛泽东争辩说:“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就是对敌人的最大威胁!运动而不战怎么啦?只要我们一天不运动,就要陷入敌人的重重围困,就像陷入泥潭一样!我们现在多跑路是有好处的,多跑路才能摆脱敌人嘛。” “我同意泽东同志的看法。”周恩来一发言,就表明了态度。“我们必须摆脱强于我们数十倍的敌人的围追堵截,做到这一点可能有多种办法,但从目前的情况看,除了多绕圈子与敌人周旋,我看不出有什么比这更好的办法。” 大家望着周恩来,没有人出声。 周恩来接着说:“遵义会议后,泽东同志参加军事指挥,他在我们三人团中是起着主要的、决定性作用的。我认为泽东同志提出的避实就虚、声东击西的战略战术,是目前惟一可行的办法。正因为有了泽东同志的这个战略战术,正因为有了泽东同志正确指挥,我们才能迷惑敌人,甩掉敌人,渡过金沙江。” 大家听着周恩来的发言,没有人插话。 周恩来望一望林彪和彭德怀,语气严肃地说:“中央成立新的三人团才两个月,中央是全权委托三人团指挥军事嘛,现在又提出要设立前敌指挥机构,我看没有必要。大敌当前,提出这种建议,是不严肃的,也是错误的。” 林彪脸膛赧红,垂头不语。彭德怀脸阴沉着,也不吭声。其他人互相张望了一下,也不说话。这时红军已渡过金沙江,跳出了蒋军的重兵包围圈,达到了预期目的,说明毛泽东在周恩来的全力支持下,其军事指挥是正确的。林彪在这时候批评毛泽东的指挥方法,提出设立前敌指挥机构,以削弱三人团特别是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显然不合时宜。 洛甫见周恩来坚决地站在毛泽东一边,便改变了说话的口气,说:“这段时间,部队疲劳和掉队减员的确严重,但这是不得已的。正如泽东、恩来同志所说的,我们只有这样,才能摆脱强敌的围追堵截。看来,我们有不少的同志对这一点理解不够,对部队的宣传教育也不够,所以……” “这实际上是一种右倾观念,是对革命丧失信心的表现!”毛泽东截住洛甫的话,厉声地说。“你们口口声声说,光转圈子不打仗会把部队拖垮。我看你们的这些动摇情绪才会把部队拖垮!掉队减员就以为我们的策略错了,多跑路吃了苦头就想变换指挥组织,这不是彻头尾的右倾机会主义是什么?……” 彭德怀嘴撇了撇,不服气地说:“批评就批评嘛,给人家扣这么大的帽子干什么?” 林彪也恼怒地顶撞说:“这种粗暴的批评方式,我是不能接受的!” 洛甫见争论双方都分外眼红,赶紧解围说:“泽东同志,你的话也说得太过火了。批评可以,怎么能乱扣帽子呢?” 毛泽东也觉得自己一时气愤,有些冲动,说话是过火了。他狠吸着烟,不作声了。 “泽东同志的话是有点过火,但他的批评是正确的。”周恩来望了望大家,那语气不容辩驳。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段时间从中央领导层到部队基层,确实出现了右倾机会主义的观念。与强敌周旋多走路,造成一些减员,下面产生了疲劳畏难情绪,发了一些牢骚怨言,作为指挥员就对前途失去信心,这是很危险的。不能光看到部队疲劳减员,更应该看到遵义会议以后,特别是新的三人团成立以后,指挥部队二攻遵义,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把数十万强敌甩在后面的这些战绩。这几个月来的战略战术是正确的,这时候要求变换指挥组织,就是对这几个月来的战略战术的否定,也就打乱了中央的整个战略部署。 洛甫面露愧色,承认对部队光转圈子不打仗,疲劳减员情况严重,原先他也持批评的态度。听了毛泽东、周恩来的发言后,对这些情况有了更深的了解。看来,毛泽东、周恩来两人的意见是正确的。王稼祥也指出,向中央汇报部队连续长途行军造成的疲劳情况,这一点当然应该引起重视。但这时候提出变换最高指挥组织,这是错误的。这种想法,的确是右倾机会主义观念作祟,必须在部队中肃清。对草率地支持彭德怀、林彪等人的观点,他感到愧疚。最后,洛甫批评林彪提出变换最高指挥组织的主张是错误的,同意毛泽东、周恩来的观点,加强内部团结,维护三人团的权威。

  1935年1月18日,遵义会议刚刚开完,聂荣臻仍坐担架,随中央纵队行军。从这时到渡过金沙江,红军主要是摆脱敌人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从被动中挣脱出来。毛泽东运筹帷幄,指挥红军灵活穿插,四渡赤水,写下了得意之笔。

  聂荣臻是最早称林彪为“魏延”的人。为了反对部队走弓背,林彪胆大包天,竟然上书中央,要求毛泽东随军主持大计,由彭德怀负责前敌指挥。

  从遵义地区出发的序列是:红一军团从集结地向西,红三军团经仁怀向北,红五、九军团和中央纵队跟进,向赤水城进发,拟在赤水城北面宜宾至泸州段渡过长江天险。

  会理会议追究换帅风波。“你是个娃娃,懂得什么?林彪的信是彭德怀同志鼓动起来的!”毛泽东把林彪的错误记到了彭德怀的身上。彭德怀采取不抗辩、不申明的态度,背了二十多年的黑锅。

  林彪率红一军团于1月25日到赤水城郊,敌援军赶到,形成红一军团与敌1个师又两个旅的对峙局面。敌人已经判明红军要从这一地区北渡长江,在黔川边境和长江地段集中兵力、筑垒设防,迎头挡住了红一军团北进的行动。事实上,红军已无法实现预定的渡江计划。

  飞夺泸定桥决定红军的命运。夺桥的勇士得到的最高奖励是一套列宁服、一个笔记本、一支钢笔,不是林彪抠门,而是他只能拿出这么多东西。

  1月26日,红三、五军团至土城, 28日川军6个团也尾随而至。1月28日晨,红三、五军团及干部团与敌人激战于枫树坝、青冈坡一带。前面的红一军团被阻于赤水城,前进无望。为了摆脱困境,毛泽东毅然放弃从这里北进渡江的计划,从元厚场西渡赤水河。

  林彪在毛泽东面前是一个娃娃。毛泽东重新回到领导位置时,对林彪在长征途中的过失都宽容地原谅了。

  毛泽东本想渡赤水后向长宁集中,在宜宾渡江,但敌人又抢在前面。毛泽东应急制变,挥师至滇黔边境的扎西一带体整一周。一渡赤水后,聂荣臻足疾基本痊愈,便从扎西地区回到红一军团。此时,川军10个旅、滇军3个旅分别从北面、西面装来。在此困难时刻,毛泽东忽生奇计,回师向东,向敌人兵力空虚的桐梓,娄山关杀回去。2月18日至21日,红军在二郎滩、太平渡二渡赤水河。2月24日,红一军团再占桐梓。25日晚,红三军团攻占娄山关。红一、三军团乘胜追击, 28日凌晨再夺遵义城。

  南国春早。二月的贵州,一望无际的群山披青挂绿。爆芽的柳枝,葱茏的小草,团团簇簇的野花,令人心旷神怡。遵义会议后,红军官兵的面貌焕然一新。尽管长途行军身体十分疲惫,但他们失而复得、期待已久的游击战略又回到他们身边。2月16日,军委发布《告红军战士书》,阐述了今后红军行军作战新的指导思想。《告红军战士书》中写道:

  遵义刚刚占领,聂荣臻便骑马回到部队。此时,新增援上来的吴奇伟的两个师(五十九师和九十三师)来势正猛。聂荣臻与林彪率领红一军团从城东北侧迂回到城东一线丘陵上,隐蔽集结。待令出击。他和林彪站在山头上看到,据守老鸦山的红三军团。正与来犯的敌人进行激战。敌后续部队源源而上,更有10多架飞机在老鸦山上空轰炸扫射,大有一举攻克之势。林、聂看到这种情况,都很着急。他们发现敌后续部队正从红一军团的待机地域插过去。他们立刻命令部队向正面运动之敌进行猛烈的攻击。山谷里顿时响起一片号声,一、二两个师的部队迎着公路冲下去。刹那间战场形势起了变化:公路上运动的敌人掉头向后跑,老鸦山上的敌人失去后劲,在红三军团的反击下也往后撤,没有退路了。林彪看着眼前排山倒海的气势,从参谋的包里拿出一个本子,撕下一张纸,又把这张纸对折撕成两半,分别在上面用红蓝铅笔标出追击方向,并在上端写了一个很大的“追”字,分头传达给部队。

  为了有把握的求得胜利,我们必须寻找有利的时机与地点。在不利的条件下,我们应该拒绝那种冒险的、没有把握的战斗。我们必须走大路,也必须准备走小路,我们必须准备走直路,也必须准备走弯路。

  猛烈的追击开始了。

  熟悉的思想,熟悉的战术,熟悉的语言。《告红军战士书》准确无误告诉广大基层指战员一个信息:毛泽东又开始重掌军权,中央换了舵把子。

  聂荣臻带着指挥部的人员,随着部队追到懒板凳。这时天色已黑,部队打了一天仗已很疲劳,加上两餐饭没有吃,全都疲惫不堪。聂荣臻动员说:“我们没有吃饭,敌人也没有吃饭。我们疲劳,难道敌人不是比我们更疲劳吗?我们一定要乘胜追击,把敌人赶到乌江去喝水!”

  毛泽东披挂上阵决心打几个胜仗以振奋军心,但是土城之仗,红军遭敌夹击,伤亡惨重。这时舆论对新的中央领导核心十分不利。战士中有骂娘的,有些营团干部也跟着骂。有些了解一点情况的人也说,中央不是在遵义城开了会吗?还是打败仗。这些论调,自然而然地通过各种渠道输送到红军最高统帅部。“军事三人团”中,周恩来、王稼祥忧心忡忡,毛泽东不以为然,“土城之役,问题出在情报不准。起初以为只有川军两旅四团,接敌才知数倍于前。这是个意外。大家有意见很自然,有意见怎么办?再打一个胜仗不就平息了吗?”说罢,他一挥手,仿佛把这些烦恼和不快轻烟般地抛至脑后。

  在追击中,部队始终保持了锐不可当的势头。有的部队甚至追到敌人前面去了。四团追进一个村子,见敌人伙夫正煮老母鸡,拿来就吃,伙夫拦住道:“不,不行,这是给师长做的!”二团追进一个村庄,王家烈的“双枪兵”军官正摊开铺吞云吐雾,被缴了枪还以为是自己人开玩笑。

  2月26日,红军在国民党铁桶合围下绕了一圈,来到云贵高原著名的天险娄山关脚下。这里群峰环立,直削如剑,沟壑纵横,狰狞可怖,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娄山关驻扎着贵州军阀王家烈的数师人马,横亘在国民党包围圈中央,成为红军回师黔北、再占遵义的障碍。中央军委集中兵力,由彭德怀指挥,猛攻娄山关,击溃敌军两个师二十八个团,扭转了长征以来红军尽打败仗的局面。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率各军团军政首长登上关口,这时,天边晚霞正红,火红的亮光透过云朵照射到巍峨的群峰之上,如同威武壮士披上了金色的霞衣,格外壮观。

  红一军团一鼓作气追到乌江边。敌人还有1000多人没有过江,就把江桥炸断,江这边的放军只好乖乖地当了俘虏。

  “好一座铁关啊,终于被我们敲开了。”周恩来兴奋地说。

  是役,消灭吴奇伟部九十三师大部、五十九师一部和王家烈的一些部队,共毙伤2400余人,俘虏3000余人,内有团长1名,打伤旅长、团长3名,缴获大批武器弹药,成为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仗。

  “万峰插天,中通一线。这样的雄关隘口,你们能攻下来,不容易!不容易!”朱德顾盼着四周险峻的峰峦严肃地说。

  二占遵义一仗,给蒋介石一个沉重的打击,给红军一个很大的振奋。它是红一、三军团配合战斗的成果。彭德怀在《彭德怀自述》一书中说:“打吴奇伟军的反攻,一、三军团就完全是自动配合把敌打败的。”经过几个月长途跋涉的红军,有了毛泽东的指挥照样还能打大的歼灭战。

  山风呼啸,吹得毛泽东蓬松齐耳的长发纷纷扬扬。他心情凝重,百感交集,吟成《忆秦娥》新词一首:

  团以上干部怀着胜利的喜悦心情,在遵义听取了关于政治局扩大会议的传达。在此之前,由于军情紧急,只能用电报简要地说说。这次,团以上干部聚集一堂,张闻天、周恩来都讲了话。大家高兴得在午餐时举着大碗碰杯,欢快之情难以尽述。一军团连以上干部是后来在仁怀县听取传达的。在一个小镇子的一家地主场院里,当时细雨霏霏,聂荣臻作传达报告时手里举着桑很多干部没有伞,站在雨下静静地听聂荣臻进行传达。细雨滋润了土地,遵义会议的精神滋润了广大指战员的心田。

  西风烈,

  遵义大捷后,毛、周、朱等领导人,意图继续寻歼敌人,转战于黔北一带,后因敌人重兵猬集,不易得手,遂再次西进。

  长空雁叫霜晨月。

  部队二占遵义,经过短时间的体整,士气十分高涨。他们怀着胜利的信心,走在初春的高原上。田野里油菜花一片金黄,刚插到田里的水稻开始泛绿,山间一道道溪水淙淙有声。队伍再次向赤水河挺进,3月16日到达世界闻名的酒乡茅台。聂荣臻骑在马上,看到了一处处酿酒作坊,闻到了扑鼻而来的酒香。聂荣臻叫警卫员去买酒。可是,他却没有喝上已经到嘴边的美酒。

  霜晨月,

  飞机轰炸,他们马上又转移了。

  马蹄声碎,

  为了迷惑蒋介石,红军在茅台附近三渡赤水,再次向古蔺方向前进。毛泽东要使蒋介石相信,红军仍要北渡长江,使他调兵向西。这个目的达到了,3月21日晚和22日拂晓,红军又折回赤水河,从二郎滩、太平渡一线四渡赤水,向东直插乌江边,红一军团的先头部队在暴雨中乘竹筏渡江,架起浮桥,红军跨过乌江,前锋直逼贵阳。当时蒋介石在贵阳,但摸不清红军意图,紧闭四门,未敢妄动,从而向红军敞开了开赴金沙江的道路。4月8日,一军团在贵阳城郊掩护全军通过,向西疾进。

  喇叭声咽。

  即使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聂荣臻作为军团政治委员,也还是极其认真地抓部队的组织纪律。一次宿营,军团部的几个警卫员杀了土豪的一头毛驴,炸辣子驴肉,炸好了,给军团的几个领导人都送去一块。聂荣臻对几个警卫员进行了严肃的批评。他说:“你们吃驴肉,知不知道这是违犯政策的?”

  雄关漫道真如铁,

  警卫员不大服气,说这是土豪的。他说,“虽然是土豪的,也不能杀着吃,应该分给老百姓。”当年参加杀驴的警卫员、后来曾任广州军区副司令员的黄荣海,对于聂荣臻的那次批评至今记忆犹新。正是铁的纪律,使红军在那样的艰难险阻下形成一股铁流,而不致溃散。

  而今迈步从头越。

  4月25日,林彪、聂荣臻致电中革军委:建议“野战军应立即变更原定战略,而应迅速脱离此不利形势,先敌占领东川,应经东川渡过金沙江入川,向川西北前进,准备与四方面军汇合。”

  从头越,

  4月29日,中共政治局接受了这个意见,并由中革军委发布命令:“我野战军应利用目前有利的时机,争取迅速渡过金沙江,转入川西消灭敌人,建立起苏区根据地。”林、聂接到军委命令后,于4月30日指挥红一军团向昆明虚张声势,掩护全军抢渡金沙江,北上四川。完成佯攻昆明的任务后,红一军团向北挺进,5月4日来到金沙江畔的元谋、龙街。

  苍山如海,

  林、聂站在江边,看到江流湍急,江面又宽。这样大的流速是无法架桥的,又没有船只,再加上敌机袭扰,整个军团处境困难。5月4日,在刘伯承指挥下,中央纵队在皎平渡成功地巧渡金沙江。5月5日,朱德总司令电令林、聂:“军委纵队在本日己渡江完毕,三军团7号上午可渡毕,五军团在皎西以南任掩护,定于8号下午渡江,敌人8号晚有到皎西的可能。我一军团务必不顾疲劳,于7号兼程赶到皎乎渡,8号黄昏前渡江完毕,否则有被隔断的危险。”

  残阳如血。

  接到电报,他们便命令部队向皎平渡进军了。这一夜,部队翻山越岭,越过48次急流,急行军120里,终于赶到皎平渡,靠几条船,渡过了金沙江。

  “主席,下一步行动方向如何确定?”总参谋长刘伯承打断了毛泽东的诗兴。

  过了金沙江,蒋介石的10万重兵就被红军甩在身后了。

  “追击,乘胜追击,再占遵义。”毛泽东不假思索地吩咐道,“这次老三有功,也很辛苦,攻击遵义的任务交给老大。”

  红一军团过了金沙江,毛泽东在江北岸的一个崖洞里对林彪、聂荣臻说:我一直在这里等你们。聂荣臻深感毛泽东对红一军团这支英雄部队的高度信任和关心,也感到自己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林彪高兴地接受任务,纵马飞驰至指挥所,命令号兵用号音通知各师长、政委、参谋长前来开会。

  遵义会议毛泽东重握军权,他以过人的胆略,不同凡响的指挥艺术,虚虚实实,声东击西,极大地调动了敌人,使一支只有3万人的红军纵横于几十万敌军之间,最终争得了主动。

  红一军团指挥所设在五里堡一所木板房内。林彪有个习惯,喜欢研究地图,指挥所整整一面墙挂满了拼接起来的大倍军用地图。一见林彪在地图前转圈,师长们就知道有大仗要打。

  敌人被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搞糊涂了。就是红军内部也有些人很不理解,对令人晕头转向的迂回行军不满意。林彪就有这种意见,他埋怨说:“我们走的尽是‘弓背’路,应该走‘弓弦’,走捷径。这会把部队搞垮的,像这样领导指挥还行?!”聂荣臻不同意他的看法,说:“这个阶段,我们是声东击西,大踏步地机动作战,不断地调动敌人。这样打法,部队自然要多走一点路,疲劳一点。可是敌人却对我们捉摸不透,便于我们隐蔽企图,使我军由被动变为主动。”林彪不服气,写信给中革军委。关于这封信的内容,聂荣臻在后来回忆说:“大意是要求朱、毛下台,请彭德怀出来指挥,迅速北进与四方面军会合。”这封信写好后,林彪曾要求聂荣臻签字,聂拒绝了,说:“革命到了这样紧急关头,你不要毛主席领导,谁来领导?你刚参加了遵义会议,你现在又来反对遵义会议。你这个态度是不对的??你应该相信毛主席,只有毛主席才能挽救危局。现在,你要我在你写的信上签字,我不仅不签,我还反对你签字上送。我今天没有把你说服了,你可以上送,但你自己负责。”①林彪固执己见,还是把他的信上送了。

  “军团长,我们缴获敌人的地图不够用,有些地区还是空白,对图部署任务有困难。”军团参谋长左权说。

  1935年5月12日,毛泽东在会理城郊外铁厂村主持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会上,周恩来批评了林彪,指出毛泽东采用了声东击西、与敌人兜大圈子的办法,甩掉了敌人,是完全正确的。毛泽东则批评林彪说:“你是个娃娃,你懂得什么?!”

  林彪皱着眉头“嗯”了一声,又转了几圈,然后说:“我们探险去。”

  在危急的日子里,聂荣臻表现出高度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组织纪律性,坚定不移地支持了毛泽东。

  “怎么探险?”左权不解地问。

  ①《聂荣臻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3月第2版,第259页。

  “弄一些洋学生的服装,背上书包、网袋,还有画夹子,到遵义城下野游。”林彪边说边往外走,对外面牵住马准备跟行的警卫员说,“这次不用你们跟着。”

  林彪这一招很灵。遵义城外到处是敌人丢弃的破烂,还有敌人留下的让掉队士兵赶队的路标和道路践踏情况,从这些标记和迹象可以判断出敌人大体去向和兵力情况。

  “军委给我们的任务是追歼残敌。现在二师向南追,以乌江为界;一师向西,沿鸭溪、白腊坎方向猛打猛扫。”林彪下达命令。

  “追多深?”有的师长请示。

  “可以追出一百里。兵贵神速,就此分手,你们各自回部队组织实施吧!”林彪说完,与左权一先一后悠悠闲闲地回到军团指挥部。

  当晚,遵义外围的大追击开始了。耿飙在回忆录中典型而生动地描述了追击的情景,这是一段很有趣的文字:

  我们的当面之敌是手下败将王家烈部。我带二团沿公路穿插。开始部队还比较集中,没有多久,一个团分成三个营。每个营又分成三个连。连队又分成若干战斗小组。因为敌人太分散,到处乱拱乱钻,所以我们也只好分散追击。有个班追到一个小镇上后,发现这里的敌人根本就不是统一指挥着宿营的;而是两个一伙三个一群相跟着逃进来的,他们连累带饿,分散到老百姓家里,不管洋芋红苕,抢来就吃。我们这个班长只好在大街上吹哨子,大喊集合了!集合了!这些双枪将们晕头晕脑地就出来集合,一下子集合了五六十人。班长问“还有没有?快去喊。”敌人也真乖,便老老实实地把那些没睡醒的叫出来。这时我们这个班便突然亮出武器,大喝一声:“我们是红军,缴枪不杀!”这些敌人就这样当了俘虏。

  我们就这样一路穷追下去,沿途都是疲惫不堪的散兵,“双枪将”变成了“单枪将”——大部分敌兵把步枪都丢了。俘虏多得没法收拾,也来不及押回,我们就沿途留下一些战士,看押这些俘虏。看守俘虏的战士都会一手“绝招”:一律收了他们的大烟枪。这些烟鬼们烟瘾发作,无论军官或士兵,全都没羞没臊地向我们的战士磕头求情,要求让他们抽一口提提神。我们的战士就说;“那可不行,有了精神你们就跑了。”

  追击中还发生了这样一件怪事,师部特务连的一个战士,只顾跟着大队追,没料想,插到敌人队伍里来了。这是敌人一个团部。这个战士便装着停下脚步打绑带,悄悄地等我们上来后告诉我,我说不要惊动他们,带我们去抓那个团长。结果一阵猛跑,就赶上那家伙了。那团长还回身问我们的战士:“这是跑到那儿了?”我们的战士便附到他耳朵上,“跑到家了,我们是红军。”那家伙一下就吓瘫了。我们就下了他的枪,用枪口顶着他收拢部队,集体投降。

  我们一路上不断俘虏敌人的整个连部、营部、团部。看来,王家烈这支部队有个特点,越是机关大,逃得越远。第二天早晨我们追上敌人一个师部时,前面已经没有敌军了。

  抓住这个师部时,真是又好气又好笑。这个师部挤在一个大庙里,里里外外都是人,躺了一地,困得像猪似的。我们先捉了哨兵,了解到是一个副师长带队,便让他带我们去找。果然,在供桌上睡着一个盖呢子大衣的瘦子,旁边点着一盏桐油灯,我们先下了他挂在柱子上的枪,被捉的哨兵推醒他,说,“副师长,‘他们’来了。”那副师长翻了个身,嘟囔了一句:“叫他们到林子里去睡!”我们的侦察参谋一把把他掀起来喝道:“我们是红军!”那副师长竟反手打了我们侦察参谋一个耳光,骂道:“妈的,开什么玩笑,这是闹着玩的吗?”

  这一下把我们的侦察参谋搞火了,一下子把他摔在地上,抽出马刀架在他脖子上。我把桐油灯拨亮,照着我们八角帽上的红五星,让他看看我们到底是什么人时,他才清醒过来,一边举手投降一边哆嗦着说:“你们来得真快呀!”

  遵义再告大捷,红一方面军将士们扬眉吐气,跃马冲兵,士气高昂。

  3月5日,部队休整一个星期后主动撤离遵义向西开拔。根据敌情综报,北面有强硬的川军堵截,长江天堑无翼难飞;南面省会贵阳驻有中央军薛岳纵队,乌江天险,又挡住去路;东面是突围的来路,有湘军紧随,唯有向西才有一线生机。

  3月10日,野战军进抵苟坝。毛泽东经洛甫提议已任前敌总指挥。深夜,周恩来送来林彪、聂荣臻联合署名的急电:

  (万急)

  关于目前的行动,建议野战军应向打鼓新场、三重堰前进,消灭西安寨、新场、三重堰之敌,方法如下:

  1币匀军团之两个团经安底、儿母洞向三重堰前进,以三日行程赶到,切断三重堰至西安寨地域之敌退黔西之路。

  2比军团另两个团及一军团之两个团明日协同消灭西安寨之敌。一军团之两个团明日经洪关坝,13时到达津水,断西安寨退新场之路;三军团之两个团经波罗海到西安寨,于14时到达西安寨(西安寨到泮水十五里)。11日此一、三军团之各二个团到达打鼓新场。

  3币痪团主力四个团经永安寺、无马口、岩扎于11日到达打鼓新场附近攻击,干部团明日打周(浑元)敌。

  4蔽寰团为总预备队,明日由原地出发向打鼓新场前进,限11日到达。

  5本啪团任务仍旧。

  林聂

  10日1时

  在油灯下,毛泽东阅完电文,良久不语,他有一种感觉,这场仗不能打,硬打会有危险。

  “林彪大概是想乘遵义新胜之威再打一个漂亮仗,这种心情我理解,但是打鼓新场一带敌情不明,还是慎重一点为好。”毛泽东严肃地说。

  “嗯,事关重大,是否通知军委委员和几个军团的负责人来研究一下,再作决定。”周恩来建议。

  “好,事不宜迟,马上召集会议。”

  很快,洛甫、朱德、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叶剑英、刘少奇等十数人齐集总部作战室,讨论林聂建议。

  朱德首先说,“林聂的建议,我们似可考虑。打鼓新场是通黔西必经之地。如果攻占了这个战略要点,对我们西进极为有利。”

  “总司令可明了新场一带敌军情况?”毛泽东反问。

  “据侦察报告,滇敌有向新场开进的模样,但现在还没有动,只有黔军一两个团守在那里。”朱德回答。

  “我了解的情况与总司令略有出入。驻守新场之敌,除确系黔军之外,滇军主力正朝这一方向运动,如果我冒进,势必与滇军正面对垒,重演土城之役。”毛泽东明确反对林聂建议。

  “土城之役,是否把我们的胆子弄小了,”林彪接过话题,“既然吴奇伟的中央军,我们都较量过了,还怕滇军?”

  “我们为什么要去攻那个堡垒呢?我们应该在运动中调动敌人,乘隙歼敌,避实击虚,这才是上策。兵书《管子》上说,攻坚则瑕者坚,乘瑕则坚者瑕……”

  “滇军现在还未朝新场运动,我们集中进攻,未尝不可打下来。”彭德怀也表态。

  这样,以毛泽东为一方,以与会的大多数同志为一方,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谁也说服不了谁。

  “你们硬要打,我就不当这个前敌总指挥了。你们既然要我负这个责,又不听我的,我不干了。”毛泽东不惜辞职。

  “不干就不干!”

  “少数服从多数!”

  激烈之争,下面也有人硬顶。表决的结果仍是攻打新场之敌。

  毛泽东从来不肯在重大问题上轻易放弃自己的观点,特别当他坚信自己是对的时候。回到住处,毛泽东辗转反侧,烦躁难眠,他索性起身向周恩来住所走去,他要再次动员周恩来取消进攻命令。

  毛泽东刚推开门,周恩来就急着迎上来说,“泽东同志,你来得正好,刚才一局送来情报,黔军犹旅由西安寨退泮水,向新场推进,滇军鲁旅由黔西火急增援新场,滇军安旅、龚旅亦进。同时川军和中央军周浑元纵队也在集合。……”二破译敌人电文,说蒋介石飞抵贵阳,坐镇指挥。

  “果然不出我的所料,新场是个陷阱。立即发电通知各军团停止西进,转头向南猛扑贵阳。”毛泽东因势制变,又献上一计。

  “真理有时掌握在少数人手中”,这是毛泽东的名言。有关林聂建议的争论,雄辩地证明了他天才的洞察力和高人一筹的判断,极大地提高了他在军事指挥上的权威和当机立断的信心。

  正当蒋介石坐镇贵阳,喜孜孜地看着肥羊入陷阱的时候,红军主力直逼贵阳,吓得他连连急电防守金沙江的滇军孙渡“兼程猛进,万勿延误”,赶来贵阳“保驾”。毛泽东将军抽车,一着妙棋,终于诱使蒋介石让出了金沙江,敞开了红军西进的大门。

  担任佯攻贵阳任务的,就是林彪指挥的红一军团。林彪的任务是尽量逼近贵阳,使蒋介石相信红军此战目的就是“攻城擒王”。林彪及红一军团顺利完成了这一任务。随后,军委电告林彪、聂荣臻,要他们马不停蹄地赶到金沙江龙街渡口过江,否则有被敌人隔断的危险。

  龙街渡口滩险湍急,两岸山高崖陡。李聚奎指挥红一师折腾了两天还没有进展,桥始终架不起来。第3天,林彪打来电话,李聚奎报告了架桥情况。

  “你不要讲情况了,干脆告诉我,队伍什么时候能过江?”林彪问。

  李聚奎本来就为这事伤脑筋,一听林彪发问,更着急了:“要是干脆回答,那桥架不起来,什么时候也过不了江。”

  林彪听罢,顿时火冒三丈,紧训慢骂了半个多小时,然后又问:“你说,为什么桥架不起来?”

  李聚奎听口气有所缓和,便将龙街渡的水文地理情况作了汇报。林彪这才说:“你们再想想办法,我向军委请示。”

  不一会儿,军团司令部电告李聚奎:“桥不要架了,部队吃饭后休息两个小时,然后出发到绞平渡,在那里渡江。”李聚奎率领一师跟随林聂首长又挥师北上,沿着羊肠小道和乱石滩,一夜急行军六十公里,赶到绞平渡。先期渡江的毛泽东站在渡口北岸的一个崖洞口,等待红一军团。看见林彪、聂荣臻两人走了过来,毛泽东的焦虑之情顿时冰释,眉开眼笑。他高兴地拉着他们的手说:“你们过来了,我就放心了。”

  1935年5月上旬,红军攻占会理县城。部队在会理附近休整几天。在此期间,在红军高级领导层中泛起了一股波澜,流传说毛泽东指挥红军不行,要求撤换领导。凯丰甚至指着毛泽东的鼻子嘲讽他:“你懂什么军事?至多读了几遍《孙子兵法》!”林彪也是要求撤换毛泽东领导权中的一个。

  四渡赤水过程中,林彪虽然忠实地执行了军委命令,但他对毛泽东朝令夕变的指挥作

  风十分不满,对翻来覆去走路的行军方式尤为恼火。行军途中,他对聂荣臻抱怨道:“尽走弓背!尽走弓背!不会走弓弦吗?这样会把部队拖垮的,像他这样领导指挥还行!?”

  聂荣臻和林彪共事有一条原则:大事不含糊,小事装糊涂。只要涉及到原则问题,宽厚随和的政委立即变得严肃认真起来。他对林彪说:“我不同意你的看法。我们好比落在敌人的口袋里,如果不声东击西,如何出得去?”

  林彪看聂荣臻不同意他的观点,在会理休整期间,便给彭德怀打电话:“彭总,现在的领导不成了,你出来指挥吧。再这样下去,就要失败了。我们服从你的领导,你下命令,我们跟你走!”

  “遵义会议才改变领导,现在又提出改变前敌指挥是不妥当的。至于我,则更不适当。”彭德怀在电话里拒绝了林彪的要求。

  林彪有些气馁,他苦笑了一下,对聂荣臻、左权和朱瑞说:“彭德怀真倔。”

  聂荣臻没想到林彪胆子这么大,竟擅自煽动撤换中央领导。他质问林彪:“你是什么地位?你怎么可以指定总司令,撤换统帅?我们红军是党的军队,不是个人的军队,谁要造反,办不到!”聂荣臻警告这位二十九岁的军团长:“你不要乱来。如果你擅自下令部队行动,我也可以以政治委员的名义下令部队不执行。”

  林彪清楚这话的份量。在红一军团中,政委和军团长的威望一样高,从某种程度上讲,师团级干部和政委在感情上更亲近一些。林彪固然不敢擅动部队,但也没有就此罢休。几天后,他写了一封给中央三人指挥小组的信,要求朱毛随军主持大计,让彭德怀指挥作战,迅速北进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很明显,这封信的中心意思,就是要毛泽东下台。林彪把信交给聂荣臻看后,请他签名。

  聂荣臻看完信,拒绝签名。他十分严肃诚恳地对林彪说:“革命到了这样的紧急关头,你不要毛主席领导,谁来领导?你刚刚参加了遵义会议,现在又反对遵义会议,这个态度是很错误的,是违犯纪律的。况且你跟毛主席最久,现在你应该相信毛主席,只有毛主席才能挽救危局。我不能签这个名,我也坚决反对你签名上送这封信。”

  “天马行空,独往独来”的林彪没把聂荣臻的劝告记在心里,他最终还是发出了这封信件。

  接到林彪的信件,阅毕全文,毛泽东吃了一惊,但很快便镇定下来。他又一次宽恕了林彪。毛泽东断定这封信是林彪的语言、彭德怀的思想,认为林彪是在比他年长八岁的彭德怀煽动下写成这封信的。

  于是,5月12日,毛泽东在会理城外一个铁匠铺里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毛泽东严厉批评了彭德怀对中央“不满”的错误。彭德怀对这飞来之祸采取了不抗辩、不申明、日久自然明的态度。他当时不会想到,毛泽东对此事却是耿耿于怀,在以后的二十四年之中讲了四次,并在庐山会议上成了罪状之一。

  林彪对此却缄口不语,俨然是一个受害者。毛泽东批评林彪的口气并没有批评彭德怀那么严厉。他对林彪说:

  “这段时间我们的战略方针是对的,毋容置疑。渡过金沙江后,我们不是摆脱国民党的追兵了吗?不是实现了原定的计划渡江北上了吗?下一步棋,就是研究如何同张国焘、徐向前的部队会合了。为了实现总的战略目标,我们多跑点路,走了一些弓背路,这又有什么关系呢?打仗就是这样,为了进攻而防御,为了前进而后退,为了正面而向侧面,为了走直路而走弯路。这值得发什么牢骚?讲什么怪话?天下的事,有时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你想这样作,却偏偏一下子办不到。但转了一个圈,事情又办成了。总之,遵义政治局会议后,中央的领导是正确的,要相信,不能有丝毫的怀疑和动摇。”

  林彪闷坐在条凳上,斜瞄了毛泽东一眼,“我给中央写信,没有其他想法,主要是心里烦躁……”

  没等林彪继续讲下去,毛泽东说,“你是个娃娃,懂得什么?!”

  在毛泽东面前,林彪的确是个娃娃!

  1935年5月,在国民党围追堵截我中央红军的严峻形势下,毛泽东凭藉自己超人的智慧和胆略,接连下了几着险棋,把长征史诗般地推向高峰。

  出会理,过彝族区,到大渡河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从泸沽越小相岭,经越西,到大树堡,渡大渡河可直抵成都,这是一条大路;另一条是从泸沽,经冕宁,过拖乌,到安顺场渡过大渡河,这是一条崎岖不平的山路。毛泽东决定走小路,派刘伯承、聂荣臻率红一军团一师为先遣队直奔安顺场。可是,安顺场渡口只有一条小船,最多一次可渡四十人。若如此,全军渡江需半月之久,敌人就极有可能赶至江边,置红军于死地。5月26日,毛泽东、林彪率后续部队来到渡口。经过一番慎重权衡,毛泽东决定迅速北上抢占泸定桥。毛泽东沉重地说:“情况十分危急。抢占泸定桥,这是一个战略措施。只有夺取泸定桥,我军才能渡过大渡河,才能避免石达开全军覆灭的命运,才能到川西与四方面军会合。各级军政首长务必重视问题的严重性。一着不慎,满盘皆输。”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红军兵分两路,林彪率红一军团司令部、二师和五军团沿大渡河西岸赶赴泸定桥,毛泽东随一军团行动,刘伯承、聂荣臻率已经渡河的一师和干部团沿大渡河东岸前进。

  从安顺场到泸定桥,直线距离为一百七十公里。林彪决定派二师四团,即威名远扬的王开湘、杨成武团为全军前卫团,于三天之内夺下泸定桥。

  28日清晨5时,四团政委杨成武接到军团通讯员飞马送来的林彪的命令:

  军委来电,限左路军于29日以前夺取泸定桥。你们要用最高速度的行军力和坚决机动的手段,去完成这一光荣伟大的任务。

  我们预祝你们胜利。

  看罢命令,杨成武差一点惊懵了。这意味着两天的路程要作一天赶。杨成武怀疑军团长林彪的命令把日子算错了。但是,“军令如山倒”,不能有一分一秒的拖延。四团立即出发,日夜兼程,终于在29日晨6时以前赶到了泸定桥边。

  泸定桥,流水湍急,巨浪拍岸,徒涉和船渡根本不可能。桥头一块石碑上刻着两行字:

  泸定桥边万重山

  高云入峰千里长

  大河之上有一座铁索桥,由十三根碗口大的铁索组成。两边各有两根作桥栏,底下并排九根做桥面,铁索上的木板已被敌人抽走,只剩下滑溜溜、光秃秃的几根铁索。四团二十二位突击勇士,手持枪,背挎刀,腰缠手榴弹,冒着敌人密集的枪弹,攀着桥栏,踏着铁索向对岸冲击。黄昏时分,英雄的红四团牢牢地控制了泸定桥。

  随后赶到泸定桥的林彪向红四团表示了祝贺。他决定发给每位参加飞夺泸定桥的英雄一套列宁服、一本笔记本、一支钢笔、一个搪瓷碗、一个搪瓷盘和一双筷子。在当时,这是红军战士能够得到的最高奖赏。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回想起来,聂荣臻仍是心有余悸,他说:

  如果不是有一师渡江,与二师四团夹江而上,飞夺泸定桥是否能够那样得手,也很难预料。固然四团动作神速勇猛确有独到之处,如果我们当时夺不到泸定桥,我军又是一个怎样的处境呢?

  也许历史就要重写或另辟篇章了。飞夺泸定桥的壮举,给红一军团战史增添了一道永不褪色的光彩,战争幸运之神又一次光临了林彪——红一军团的军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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