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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热门的台大中国文学史课必看的10本书,文史学

摘要: 台湾大学公开课“中国文学史”,执教者为台大中文系年轻女教师欧丽娟。这位研究唐诗出身的女学者,近期还有一门课在coursera上热播,叫做“《红楼梦》研究”,带读者步入贾府,剖析常为人误解的小说情境与情思。这位 ...

文史学家、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章培恒教授昨天凌晨在华山医院去世,享年77岁。根据复旦大学提供的信息,校方和家人遵从章培恒教授遗愿,不举行追悼会和遗体告别仪式。复旦大学官网昨天以全黑形式,纪念这位复旦大学杰出教授,章培恒生前重要学术著作包括《中国文学史新著》和《洪升年谱》等。

  中新社上海6月7日电 (记者 邹瑞玥)著名文史学家、中国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副主任、复旦大学杰出教授章培恒因病医治无效,于2011年6月7日凌晨在上海华山医院逝世,享年77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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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赢体育app官网,实证研究 著《洪升年谱》

  章培恒,浙江绍兴人。1934年1月生,1952年进入复旦大学中文系就读,先后受教于朱东润和蒋天枢,毕业后留校工作至今。在上世纪80年代内地兴起的重写文学史的思潮背景下,章培恒开始了建构文学史的思考和实践,并致力于中国文学的古今贯通研究,主持中国文学通史的撰写。治学谨严、注重实证,视野广阔且富于独创性。

台湾大学公开课“中国文学史”,执教者为台大中文系年轻女教师欧丽娟。这位研究唐诗出身的女学者,近期还有一门课在coursera上热播,叫做“《红楼梦》研究”,带读者步入贾府,剖析常为人误解的小说情境与情思。这位美丽女老师的课上似乎总隐隐藏着一个暗示:纠偏。这在“中国文学史”的导论课上,已昭昭可辨。作为所有中文系课程设置中绕不过去的必修课,台大选用这么年轻的女教师来教文学史,这本身就是对“重写”、“重读”文学史的践行吧——以女性主义视角而言,狭义的“重写文学史”其实是回应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让女性的声音可以获得出口。比如,刘大杰先生的《中国文学发展史》中,只提到了五位女性作家,并且全部在宋代以前。仅此一点,就可看出“重读”、“重写”之必需了。

章培恒1934年出生于浙江绍兴,1954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之后一直留校任教至今,1985年起任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在学术界,章培恒教授的主要学术成果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历年发表的一百余篇论文,大多已收入《献疑集》、《灾枣集》和《不京不海集》中;二是以专著形式发表的《洪升年谱》、《中国文学史》和《中国文学史新著》;三是由他单独主持或与其他专家共同主持的大型集体项目如《辞海》的中国古代文学分科、《新编明人年谱丛刊》等。

  上世纪70年代,章培恒对于中国文学史的重要个案研究,被认为对于学术领域的拨乱反正,及引导学风从浮躁走向求实具有重要意义。他与骆玉明共同主编的《中国文学史》(1996年)及《中国文学史新著》(1998年),出版后在海内外学术界和读书界引起强烈反响,被认为是中国文学史研究上的突破。

在常规对于文学史读物的推荐环节,欧老师虽开出了如下书单,却言之在先曰:“转益多师是汝师”——我开给你们的书单,并不代表其中任何一本都是真理,相反,它们各自有各自的问题。只是你们要多多读不同的著作,才是为学之道。

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主任安平秋是章培恒教授的好友,他在前天傍晚得知章先生快不行了,连夜从北京赶到上海,到华山医院时已经是凌晨,“那时他还有最后一丝气息,章先生也想最后能见到我一面,所以努力撑到了最后。但很快,他就离开了我们。他已经很瘦,胡子很长。” 安平秋说,“我和章先生是30多年的老朋友,两个人的脾气、秉性相投,彼此又欣赏。同时,他又是我敬重的长辈,我知道这10多年来他的身体一直不好,后来又确诊了癌症,所以他的离开还是不令人意外,但又不是滋味。”

  章培恒的主要著作有:《洪昇年谱》、《献疑集》、《中国文学史》(与骆玉明共同主编)、《中国文学史新著》(与骆玉明共同主编)等,另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此外还主编有《全明诗》、《辞海中国文学卷》、《古本小说集成》、《近代小说大系》、《文史名著选译丛书》、《中国禁书大观》等。(完)

  • 1.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
  • 2.叶庆炳:《中国文学史》
  • 3.台静农:《中国文学史》
  • 4.王国璎:《中国文学史》
  • 5.章培恒、骆玉明:《中国文学史》
  • 6.宇文所安等:《剑桥中国文学史》

1999年起,章培恒一直在与癌症抗争,但就算在医院中,还在为《中国文学史》做修订工作,并陆续发表《〈玉台新咏〉为张丽华所“撰录”考》、《关于〈大招〉的写作时代和背景》、《关于〈古诗为焦仲卿妻作〉的形成过程》等一系列论文。

著名文学史家《中国文学史》作者章培恒去世提出文学进步与人性发展同步

那么现在问题来了,列出那么多名字几乎一样的书,有什么意义呢?且让欧老师来告诉你,她建议你怎么读。而在讨论怎么读这个问题之前,我们要先来听听欧老师对于这个书单的框架标准——文学史观。(好书推荐尽在:www.xiaoshuozhu.com)

对于章培恒先生的治学,安平秋说,章培恒做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和其他人不一样,他很注重实证研究,“这可能与他师承蒋天枢先生有关。用实证精神做学问,他的代表作包括《洪升年谱》和《献疑集》。”章培恒自己也曾说,对他影响最大的是朱东润、蒋天枢和贾植芳三位先生,“我原来对现代文学最感兴趣,所以开始热衷于听贾植芳先生的课,也从他那儿学到了很多关于现代文学和文学理论的知识。后来对古代文学也很感兴趣了,最早是受朱东润先生的影响。蒋天枢先生教我怎么打基础,就是学文学不能光学文学,应该对文学周围的一些学科也好好地下工夫。”

中新网-新民晚报 2011年06月07日 17:26

一部文学史的成书逻辑或最大的价值,其实并非作家作品,而是挑选及解释历时性及共时性作家作品的标准,以及串联它们的方法,也即,文学史观。以上书单中的大部分书,都秉承着一个著名的文学史观,也是影响我们近百年来对于作家、作品及文学史判断的一大史观,即胡适先生在其《白话文学史》中提出的脱胎于演化论的“历史进化的文学史观”——简单说,在这一史观的眼光下,文学是朝着某个固定的目标前进的,即现代一定比古代更进步。所以白话文一定优于文言文。不仅如此,历代的问题变迁也皆是为了“进步”而改变。所以,你们知道吗,我们从小不经大脑便张口即来的“汉赋、六朝骈文、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的历朝问题代表作,也不过是被胡适先生洗脑的结果啊。

章培恒的文学史研究从1957年撰写《洪升年谱》开始,当时他刚刚从复旦大学毕业。与其他文学研究方法不同的是,章培恒在撰写过程中与实证研究联系起来。章培恒先赴洪升生活过的杭州查阅相关文献,然后又赴南京、北京,查阅洪升作品集——《稗畦集》抄本、《稗畦续集》刻本和《啸月楼集》的照片……经过5年终于在 1962年完成全书。该书不仅对洪升的家世背景、个人遭际、思想著述、亲友关系等,还就洪氏“家难”、洪升对清廷的态度以及演《长生殿》之祸等提出了一系列见解。尽管《洪升年谱》早在1962年就已完成,但这部书稿的出版要到17年后,《洪升年谱》在1979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那么现在问题又来了,事实是什么呢?

复旦大学古籍所副所长陈广宏是章培恒教授的学生,他从1984年起做章培恒的硕士研究生、博士生然后在复旦任教,其间一直跟随着章培恒。陈广宏在接受早报记者采访时说,在章培恒最后的日子里,他一直在做中国文学思想史研究,这是他酝酿很多年的研究项目。章先生和另一位年轻老师承担“中世”部分项目。“中国文学思想史不是批评史,是从文学作品中看文学观念、文学认识,以此来勾勒文学思想的发展。章先生承担的那部分已经完成,正在专家那里审查。除了《中国文学史》,他的重要研究还包括《中国文学古今演变》,这是他长期酝酿的一个研究方向。建国以来我们对文学史的研究受苏联模式影响很大,所以把文学史分成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他认为分开研究会有各自局限,所以需要打通古今,整体眼光看文学的根源。”

  (记者 夏琦)著名文学史家、复旦大学教授章培恒先生今晨零时22分因病在华山医院逝世,享年77岁。他与骆玉明合作编写的《中国文学史新著》增订版和日译本第一卷今年4月刚刚出版。

举个例子:在“线性进化”的文学史观下,胡适竭力称赞韩愈“作诗如作文”的态度,同时批评杜甫的《秋兴八首》为诗谜。但朱光潜先生在“替诗的音律辩护——读 胡适的后的意见”中曾引宋代严羽评价宋诗的话说:宋诗“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味如嚼蜡。被胡适赞扬的“作诗如作文”的作诗之法,其实就是宋诗之道。在文学史而言,韩愈是唐转宋的关键人物,也是中国诗运衰落的一大关键。

病中修《中国文学史新著》

  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陈思和告诉记者,章培恒先生1999年被查出患前列腺癌后,一直在治疗,虽然成功控制了多年,但近期状况恶化。3个星期前他再次住进华山医院。前天上午章先生意识清醒时重申了遗嘱,强调不开追悼会,也不搞任何形式的追悼活动,一旦病危不要过度治疗。昨天下午章先生进入弥留状态,至凌晨去世。据悉,学生、同事们在古籍所他生前工作的地方自发设了灵堂以供悼念。陈思和说,章先生从未停下研究工作,除了极其认真修订《中国文学史新著》之外,在复旦大学学报上,他还与陈思和共同主办了一个栏目,在今年第三期还发表他与学生共同撰写的论文《<玉台新咏>撰人讨论的几个遗留问题》。

再举一个例子,如果你告诉宋代的文学家说,我们认为你们这一时代最大的成就是宋词,他们一定不会同意。如果你去告诉苏轼,我们对你的定位是宋代著名词人,他一定不会答应,他会恨你。对他们来说,诗言志,而词只不过是诗余罢了,是平时发发牢骚抒抒情来的,他们最重要最严肃的内容,依然在诗里;又比如,如果你告诉曹雪芹,他是明清小说的第一人,他也一定不会高兴,因为这并不是他最看重的代表作啊。所以,从这一角度而言,多少年来,有重要之作也许就这样被忽视和掩埋。

在安平秋眼里,章培恒这位同行和长辈,同样做古典文献研究,他和其他人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其开阔的眼界和思路,“他在做古典文献研究时十分注重国内外的最新动向,就算做古典文献研究也有创新,最突出代表就是《中国文学史》。在他之前,也有很多中国文学史著作,但他的做法不仅是方法不同,最后的思路也不同。”1990年代以来,章培恒最重要的著作就是1996年出版的《中国文学史》和2006年全部完成的《中国文学史新著》,其中《中国文学史新著》获得了上海市第十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学术贡献奖。

  章培恒1954年1月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并留校任教。1996年被聘为复旦大学文科院士待遇的杰出教授,生前任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主任兼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流动站站长。他与骆玉明教授共同编写了《中国文学史》,1996年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提出文学的进步乃是与人性的发展同步的,被学界誉为石破天惊之作。该书成为不少高校文科大学生的必读书目。除发表论文外,他的作品还有《献疑集》《灾枣集》《洪昇年谱》等,并曾主持《辞海》中国古代文学分科等项目。

言归正传,那么以上的书单要怎么读呢?当然是取其精华,毕竟在汗牛充栋的文学史架上,这几位足够学问足够分量来撰写文学史。比如刘大杰先生,文字酣畅淋漓,诠释与考证都具有真知灼见,尤其是文学史观未受政治影响的“文革”之前的原本。而叶庆炳先生的文学史,则是台大课程的教材,其优势在于尽量客观地综合各家意见,不带太多个人主张,但是隐隐之中依然还是可以看出叶先生也是以五四“线性进步历史意识”为建构的。

著文学史是复旦大学的传统,如周谷城著《中国通史》、《世界通史》,刘大杰著《中国文学发展史》,郭绍虞著《中国文学批评史》,朱东润著《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还有葛剑雄撰《中国人口发展史》,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等。章培恒的《中国文学史》,也是继承了复旦大学文史专家个人著史的传统。章培恒曾回忆说,《中国文学史》创作和全面重思中国文学史问题开始于1989年左右。“从1989年开始,我感到笼统地提文学的政治性、政治标准,不能解决文学的评价问题。但开始的时候考虑的是,文学的发展应该和社会的发展是同步的,应该跟着社会而发展,而且有助于社会的发展。”“我现在的这一部文学史跟以前的文学史不同的是,我想说明中国社会自身就已经在逐步产生一种与今天所说的自我意识和人性相通的观念,西方观念的进来,只不过是助长了或者说加速了这种意识的发展。”章培恒曾回忆说。

台静农先生的史作,则是其上课讲义之整理。台先生对弹词、吴歌西曲等民间文学有特别造诣,但是当然,他本人依然是五四文人。王国璎先生的特点,则在于用文类流变来勾勒文学史的表达,并吸收历代评论而融会贯通。而近年来颇受学界褒扬的章培恒、骆玉明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也在欧老师的特别推荐中。章、骆一书,以一种独特的演化观——虽然也是演化观——解读文学史,但与胡适不同,或者说高于胡适之说之处在于,他们所主张的“演化”,是凸显自我觉醒的进步史观,及历史进步的目标,是个人的自我觉醒。关于这一点,在此书洋洋60页的“导论”中,已明确表达,非常建议大家有空一读这篇精彩的论述,大概可称为当代之“人的文学”。(注:此处为广告,笔者加塞私货,不是欧老师建议。)

1996年《中国文学史》出版,当时学术界用“石破惊天”来评价该著作,但章培恒对此并不满意,在他看来《中国文学史》尽管有一些开创性的论述,但他认为这部文学史还存在一些问题,“首先是因为文学的发展与人性的发展同步的观点未能贯穿全书。”“原书对文学的艺术形式的分析太薄弱,这也是我急于重写的原因。”所以很快他就决定重写《中国文学史》。1998年年初和年底,《中国文学史新著》第一卷、第二卷由上海文艺出版社推出,出版后这两卷就被教育部推荐为大学文学教材。但就在要创作第三卷的时候,1999年他被查出罹患癌症,该卷的创作也因此耽搁下来。《中国文学史新著》的责编韩结根回忆,在病房里章先生也一直在工作,最后的统稿工作也在他住院期间完成。2005年,章培恒病情开始好转,终于完成了第三卷,并重新修改了第一卷、第二卷。2006年,三卷本《中国文学史新著》终于全部完成。《中国文学史新著》在文学史观、对中国文学历史的宏观把握与微观考察等方面都有许多独到之见,打破了文学史研究的旧模式,开创了新的研究格局和境界。

最后,the last but not the least,去年以来被热议的《剑桥中国文学史》,自然位居欧老师special list。此史的珍贵之处在于,尽量不受所谓先行的史观主宰,而使用接受美学的方式,透过历代读者的角度来重写——后人如何运用前人作品的成果,再产生他们时代的文学成就,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必须回到当时,看他们怎么想,而非我们现在怎么想。另外,文学是文化的一部分,所以必须用文化研究的知识结构参与,以给予文学更准确的定位。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骆玉明1975年进入复旦大学,并认识章培恒教授,到了1980年代中后期两人开始合作《中国文学史》创作。骆玉明说,写《中国文学史》最早是为了写一本大学自学考试教材,做一本普及性的教材,“最初我提出,仅仅写普及性东西没什么太大意思,要做就写一本有特色的。”但这个计划在1980年代末耽搁下来,直到1992年之后才重新写这本文学史,1996年出版,“第二版中,章先生对《中国文学史》做了重新修改,是一个新版本,从这本文学史可显示中国文学发展的变化。在《中国文学史新著》里,他以人性发展为主要线索,并把古代和现代文学完整看待。”

既然说到他山之石,那么不如八卦国外更早的中国文学史著述。现知最早的英文所著之中国文学史,为英国人翟理思(Herbert Allen Giles)于1901年所撰,早于中国人林传甲于1904年为京师大学堂国文课程所编写的中国第一本《中国文学史》。

在《中国文学史新著》中,“人性发展是文学发展的内在动力”这一看法真正成了全书的灵魂。新著还克服了1996年版《中国文学史》偏重内容论述,而艺术特色分析相对薄弱的缺陷,真正涉及文学形式的演变过程。新著打破了此前同类著述主要按朝代论述文学史的惯例,将先秦至1900年的中国文学分为上古文学、中世文学、近世文学三个阶段,根据文学自身在不同时期的特点,中世文学又分发轫、拓展、分化三期,近世文学则分萌生、受挫、复兴、徘徊、嬗变五期,比较明晰地显示中国文学曲折而复杂的演变过程。尽管《中国文学史新著》是合著,但在170万字的著述中,至少有120万字是由章培恒独撰或合撰定稿,其余部分也经由他修改。

以上,其实是欧老师“中国文学史”课程导论部分的后半段,在前半段中,欧老师已从“什么是文学”“什么是文学史”“文学史要处理的问题”等等,先行探讨了文学史的前提。因为只有理解了这些问题,才能理解欧老师授文学史之逻辑与方式——不分析文本,不探讨思想,也不归纳文学的普遍规律,因为这些都不是文学史的任务。分析文本的是文学批评,探讨思想的是思想史,归纳普遍规律的,则是文学理论。关于这些科目,有相应课程具体阐释,当然,欧老师友情列出私人书单,仅供参考:

  • 7.厨川白村:《苦闷的象征》(在六种文学发生学原理中,有一种叫做“自我表现说”,厨川此书,吸收了柏格森和弗洛伊德等理论,提出“生命力受压抑而生的苦闷懊恼乃是文艺的根底。”值得注意的是,本书译者为鲁迅,译出后,在19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引起很大反响。)
  • 8.奥威尔:《我为什么写作》(奥威尔在此文中归纳了写作者的行为动机:纯粹的自大,对美学有所要求,历史的冲动,政治的固定等。)
  • 9.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综合而言,所谓文者,盖复杂而有组织,美丽而适娱悦者也。复杂乃言之 有物。组织,斯言之有序。然言之无文,行之不远。故美丽为文之止境焉。”)
  • 10.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著名的“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中文系又一必读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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